| 中国楹联学会李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李杜文学网总编柏胜美对任海泉将军在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用十二个字作以精准高度评价：满篇拳拳之心 ，字字殷殷之情！ |
【中国李杜文学网】5月16日上午，纪念开国将军李德生同志诞辰105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红叶诗社社长、中国李杜文学研究会智库专家任海泉中将出席座谈会并作讲话。讲话原文如下：
任海泉中将
老首长李德生上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老首长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曾赋诗一首《仰望星空》，纪念敬爱的老首长。今天，我以这首七律的诗题和诗句为大小标题，撰文回忆老首长李德生上将。
茫茫宇宙夜空净，唯有恒星光灿明
每当夜深人静，我常常仰望星空。在满天繁星之中，最亮的是那些熠熠生辉的恒星。我想，李德生老首长就是其中的一颗。
第一次见到李德生首长是在1975年。那年陆军第68军由济南军区调防至沈阳军区，我在该军驻吉林延边的204师作训科当参谋。当天，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沈阳军区李德生司令员来我师调研，一来就到机关每一个科室看望大家，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那天在师部礼堂看战士文艺宣传队演出，气温很低，随行的一位年轻的军区副职领导披上了大衣，而李司令员却和大家一样穿棉衣看节目，全场官兵掌声雷动。以前军区首长来延边都住条件较好的地方宾馆，他来了以后坚持住条件较差的师招待所。从此就留下一个传统，所有来我师的首长都住部队招待所。后来我由68军作训处调到沈阳军区军训部工作，因为搞训练，与首长接触就多了。1980年底组织上安排我给首长当秘书，我们就更加熟悉了。初次见面谈话，他慈祥地看着我，亲切地与我唠家常，没有那种想象中的威严，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
近海方知大，临山更觉高。在当秘书的两三年时间里，我与首长几乎每天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对首长的豪爽性格、严谨作风和崇高品德有了具体的印象。离开秘书岗位后，我每年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每次他都抽出时间，海阔天空地与我聊天。通过一次次抚今追昔的交谈，使我对首长的丰富阅历、多彩人生和宽广胸怀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首长常常对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人民军队，也就没有后来的自己。他1916年4月出生于大别山腹地一个叫李家洼的小山村，从小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家里穷得只有一间破屋。作为独生子的他8岁开始给人家放牛，贫病交加的母亲在他9岁时就撒手人寰。吃尽不识字亏的父亲后来让他在李家祠堂跟一位湖北来的教书先生断断续续读了半年书，这是他一生掌握文化知识的开端和基础。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解放了首长的家乡柴山堡，即现在的河南省新县陈店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给受尽苦难的人民带来了希望。第二年，13岁的他参加了党领导的“牧童工会”，被推举为童子团团长，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那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红军游击队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有时还负责送信、带路和转移群众，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每当谈起当年他跑步参加红军的经历，首长总是喜形于色。那是1930年2月的一天，乡干部根据他的强烈愿望，将他推荐给一位来联系工作的红军营长。营长让他与随行的通信员赛跑，他在跑赢后又回答了营长提出的几个问题：“你跑的时候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好像有敲什么东西的声音”；“敲了几下？”“三下”；“在路上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路中间写着两个字”；“什么字？”“是‘红军’吧！”营长从中看出了他的军事潜质，满意地将其带到部队。不满14岁的他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
我曾多次与首长探讨过一名革命战士成长进步的主客观条件，他给我讲了很多，印象最深的有四条：自身的努力，组织的培养，机遇的青睐，亲人的支持。可以说，这是首长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级将领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切身体会。自身努力是根本。首长从参加革命起就一直注重学习，钻研军事，追求真理，敢于创新，勇于牺牲，成长为能担当大任的栋梁之才。我去当秘书时，他已经是年近65岁的老人了，但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夜里还要读书学习到午夜才休息，第二天又起大早散步，吃点简单的早餐，然后精神抖擞地去上班。对世界形势、国家大事、部队情况、工作思路，他总是了然于胸。组织培养是关键。参加红军第3天，他就见到了徐向前军长，后来多次在徐总身边聆听教诲、观摩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领导指挥下南征北战，又直接得到陈锡联、王近山等著名战将的点拨。建国以后，他长期在许世友司令员领导下工作，大比武时得到叶剑英元帅的赏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受到毛主席的当面考察。到中央工作后，更是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叶帅的言传身教。在茫茫人海中，是党组织慧眼识人，把他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教育培养为班长、排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省委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党中央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之一。机遇青睐是需要。首长一生不向组织伸手，成长进步全部靠机遇，也就是革命事业的需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担负不同责任的人面临的生死存亡考验是不一样的，机遇是幸运，更是风险和挑战。他以自己的秉赋和奋斗，抓住了机遇，战胜了风险和挑战。亲人支持是保证。首长母亲在他幼年时，给予其力所能及的呵护。母亲离世后，父亲含辛茹苦把他带大，又挥泪送别他这个独生子参加红军，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毁房屋，关进监牢，最后客死他乡。首长爱人曹云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13岁参加八路军，1944年担任榆社县妇救会主席时与时任八路军团长的首长相识相爱结为连理，从此她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义无反顾地支持首长的工作，几十年间经受住了各种生离死别的考验。首长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十多年，曹阿姨留在北京边工作边操持家务，使他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军事斗争准备和部队建设。直至首长暮年久卧病床，她都每天守在他身边，用哝哝细语帮助他回忆那些难忘的岁月，使已经不能言语的首长常常用流泪来回应。不幸的是，曹阿姨由于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竟先于首长离世，使我们更加悲痛与惋惜！
九死一生凝赤胆，千征百战铸精兵
李德生首长参加红军后，开始的战斗岗位是红3团4连战士、2营营部通信员，后来调到红32团交通排以及由其扩编的红12师交通队当上了传令兵。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除了中间当过几个月的政治指导员，他一直当了7年红军战士。
首长说，7年的红军战士生活，可以说是历尽磨难。部队几乎每天都在行军打仗，他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战斗在最基层、最前沿，付出的体力和精力常常接近生命的极限。传令兵既要传达命令，又要警卫首长，关键时刻还要顶上去打硬仗。交通排是指挥员身边的一支特殊作战分队，责任重，要求高，牺牲也多。尽管在排里年龄最小，但放牛娃出身的他走路快、记路准、辨向清，不管是走大路、抄小路还是爬山头、穿林子，只要一次就能记住。在保卫鄂豫皖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在三千里西征的风雨路上，在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的战场上，在三过雪山草地的漫漫征途上，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沉着机敏的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即便如此，他还是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从鄂豫皖苏区向川陕根据地转移的漫川关突围战中，饥寒交迫的红军在漆黑的夜晚踩着凌空飞架于悬崖绝壁之上的古栈道西行，腐朽的木板上窟窿越踩越多越大，一些战友和马匹不幸失足掉下了万丈深渊。本来已经过了栈道的他奉团长之命回去给后卫营传达命令，再过栈道时脚下被绊，一个趔趄身子歪倒，被卡在两块木板之间，险些坠落深涧。在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围攻的八庙垭战斗中，徐向前总指挥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李德生所在的师部交通队变成了突击队。在拼刺刀时，敌人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前肩胛处射入，穿透了左肺，几乎伤及心脏。经过红军医院抢救，他终于脱离危险，但左手还是留下了残疾。他把住院疗伤作为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在短短几个月内不仅学会了大量生字，能够读报、写信、看地图，还懂得了许多政治、军事知识，当了业余小教员。1933年8月他被推举为代表，出席了川陕省第二届工农兵代表大会。
正是经受住了这些出生入死的严峻考验，他15岁就参加了共青团，16岁转为正式党员，曾被指定为代理连长指挥作战，1934年还被任命为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学会了做政治思想工作。但他总觉得打仗才是自己的老本行，半年后他乘着整编，提出想回已改称红10师交通队的老连队继续当班长。领导同意了他的要求，同时安排他兼任师机关和交通队的党支部书记。
首长说，当了7年红军战士，自己仿佛上了一次大学，读了一部战斗与生活的百科全书，打下了革命一生的基础。量的积累必然引起质的飞跃。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走上了带兵打仗的指挥岗位，多年积累的革命豪情和军事能力像火山爆发喷薄而出。抗战8年，在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129师中，他当了1年排长、5年营长、2年团长。
1937年是抗战第一年，8月他被任命为385旅769团通信排排长，9月他在129师抗日誓师大会上聆听了刘伯承师长的动员讲话，10月他率部参加了震惊中外的阳明堡战斗。第二年2至3月，他率部先后参加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伏击战。在响堂铺战斗进入白刃格斗的关键时刻，陈锡联团长命令他接替身负重伤的连长，指挥尖刀连用手榴弹加刺刀消灭了装备精良负隅顽抗的日本鬼子。在短暂地担任副营长后，他被任命为769团2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反日军“扫荡”和反顽军“磨擦”的斗争。在破除日寇“囚笼政策”的白晋战役中，他与另一位营长带领几个连长化装成老百姓去日军核心据点南关镇“赶集”，在摸清敌情、地形后一举破袭成功，完成了“打虎掏心”的任务。在不久以后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大腿内侧，旅长陈锡联命令他下去休息。他不愿在关键时刻离开战场，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战斗。不久，他又奉命到1营担任营长，率部苦战华北敌后，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的狮垴山保卫战、石匣拔点战和关家垴攻坚战，反封锁、反蚕食斗争的公司窑歼逆战，反阎锡山部“磨擦”的李家堡讨顽战。1942年5月，2.5万日军对太北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他奉命率部据险坚守南艾铺、十字岭，粉碎了数十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成功掩护八路军总部和后方机关胜利突围。1943年9月，27岁的他由营长提升为太行2分区30团团长，从此肩负起指挥大部队作战的重任。1945年早春，他亲自化装成送菜的农民，深入日军经营多年、巩有坚固堡垒的马坊据点进行抵近侦察，在摸清敌情、周密准备的基础上，抓住天降大雪的有利时机，带领82名突击队员一举端掉该据点，切除了这颗揳入我根据地腹地、曾经两攻未克的毒瘤。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长期侦察和坚决突击，太行我军收复马坊》的消息，并配发社论称这一仗是典型的歼灭战。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积极进行全面内战准备，一方面在重庆与我党谈判，一方面调动重兵进攻我解放区。1945年8月，首长被组织调回自己战斗成长的老部队太行纵队769团任团长。10月初，他指挥这支素有“太行铁拳”之称的英雄团队参加了上党战役，歼灭了进犯的阎锡山部队，取得了解放战争的“首战首胜”，有力地配合了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斗争。10月下旬至11月初，他又指挥刚刚由769团改编的晋冀鲁豫军区3纵7旅19团参加邯郸战役，争取了新8军军长高树勋的起义，俘敌40军军长王法武，所在团击毙敌40师师长，使蒋介石打通平汉路的黄粱美梦归于破灭。1946年8月，他被任命为6纵17旅旅长，从此在纵队司令员、虎将王近山麾下南征北战。当时陇海战役刚开始，他指挥部队突入敌纵深40多公里袭取了兰封城，创造了晋冀鲁豫野战军自卫战争以来首次缴获敌人大量坦克的战绩。9月，他率部在定陶战役中坚守大张集、血战大杨湖，在亲临前线的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直接指挥下，全歼蒋介石嫡系王牌部队整编第3师，活捉敌中将师长赵锡田。首长说，定陶战役是17旅成立后所打的第一次硬仗、恶战，对培养部队过硬的战斗作风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使自己对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和刘邓首长的指挥艺术有了切身的体会。11月，首长率部在滑县战役中奇袭上官村，完成了“猛虎掏心”的任务。1947年，蒋介石被迫由全面进攻转变为重点进攻。4月下旬至5月初，根据纵队指示，首长统一指挥16旅、17旅部队，以密切的步炮协同突破敌坚固防御的汤阴城，活捉了臭名昭著的大军阀孙殿英。随着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6月底首长率部随刘邓大军强渡黄河，7月在鲁西南战役中先后担任割裂和阻击十几倍于我之敌的任务，确保攻击部队取得了羊山集大捷。接着根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在刘邓首长指挥下，越过陇海线，涉过黄泛区，渡过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千里跃进大别山，完成了将战争推向蒋管区的战略任务。1948年，全国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转折。在7月发起的襄樊战役中，首长主动向王近山司令员请缨，靠前指挥，巧用奇兵，率领部队以勇猛灵活的动作“刀劈三关”，连续攻克敌重兵把守的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三道关口，一举突破襄阳城西门，活捉敌15绥靖区司令、特务头子康泽。10月底挥师东进，连续9天急行军，协同兄弟部队形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合围。总攻发起后担任主攻，激战两天一夜，攻占了双堆集东侧敌核心阵地，为全歼黄维兵团、夺取淮海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2月，中央军委授予17旅为第二野战军3兵团12军35师的番号。首长任该师首任师长，先于全军12天，以1个团攻占了敌长江防线上的铁板洲阵地，夺取了渡江跳板。4月20日，百万雄师过大江，首长指挥35师2个团千里追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连克皖浙两省16座县城，歼灭敌人2万多人，还活捉了敌人3个少将师长。下半年又随刘邓首长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城，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献上一份厚礼。
纵观首长一生，一个大写的“兵”字贯穿于他的全部军旅生涯。如果说战争年代主要是当兵、带兵、用兵，则和平时期主要是练兵。建国以后，首长长期担任12军军长，特别注重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1961年首长在34师100团2连蹲点时培养和总结了郭兴福教学法，引起许世友司令员等首长和总参军训部的重视，先在南京军区部队中进行了推广。后来，叶剑英元帅观看了汇报表演，连声说：“大开眼界！大开脑筋！”毛主席仔细看了叶帅的报告，在“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的文字下面画了一道红杠，高兴地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促成了1964年全军大练兵、大比武热潮的兴起。在沈阳军区任司令员时，首长提出了落实教育训练战略地位的五条标准，发现了190师568团编外炮兵股长李正义这个大搞训练技术革新的典型，创建了我军第一个训练模拟器材研究所，组建了全军第一个激光模拟对抗营，亲自担任军区干部业余大学校长，大力提高干部队伍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后来风靡全军的科技大练兵奠定了人才和技术基础。他还在锦州抓了我国第一个陆军预备役师的建设试点，经中央军委批准普及到全国各战区。1985年11月，首长调到新组建的国防大学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与张震校长一起从更好履行我军最高军事学府的使命职能出发，立足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在教学内容设计上提出“高新宽深”的四字方针，有力地促进了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1990年4月，首长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事业，领衔创办了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主编了《从郭兴福教学法到科技大练兵》，撰写了《李德生回忆录》和《军事思考录》，为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加强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蒙冤忍辱终无悔，受命临危每必赢
李德生首长说，他是在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懋功会师的长征路上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就在两军欢庆会师的时刻，张国焘却自恃人多枪多，妄图篡党夺权，另立中央。同时，在四方面军内部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连自己这个普通的红军战士也深受其害。
原来，部队驻松藩时，首长作为红10师机关和交通队的党支部书记，召集各党小组长汇报思想情况，总结时说：“最近几个月，我们党的组织生活有点松了，汇报不经常了，希望大家要抓紧。”师叶政委的秘书作为支委参加了会议，会后他向政委汇报时说李德生讲现在部队不如过去了。这个叶政委是张国焘大批撤换干部时安插到10师的，军阀主义严重，后来在抗战中怕艰苦开小差了。他叫人把首长捆起来拷打，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关了禁闭。一个19岁的红军战士，在政治上遭受了参加革命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但他没有被击倒，而始终认为我们党是正确的，这些随意整人的人不能代表党。为了革命，个人受点挫折算不了什么，打击再大也不消极，不退缩，挺直腰杆，革命到底！在没有党籍的情况下，首长历尽千辛万苦，战胜生理心理挑战极限，跟着党三过雪山草地，没有停顿过革命的步伐。1936年底到达陕北后，首长经指导员介绍重新入党。直到10年后的1946年，纵队党委决定取消给他的错误处分，将他的党籍恢复到1932年算起。这次永生难忘的经历，使他政治上更坚定、更老练、更成熟了。联想起在鄂豫皖苏区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大搞“肃反”，杀害了很多好党员、好干部，从此他对“左倾”与对右倾一样高度警惕，坚决反对；感到四方面军中盛行的军阀主义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从此他更加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从不乱发脾气乱骂人；感到从苏联红军那里搬来的部队党的组织与行政组织脱节、基层党支部书记由没有决策权的战士担任的做法不符合我军实际，从此更加自觉地贯彻毛主席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支部建在连上”的根本原则，在建军作战中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出了一支凝聚力极强的英雄部队。每当祖国安全和党的事业面临威胁的关键时刻，他总是临危受命，沉着应对，化危为机，不辱使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公然干涉朝鲜内政，纠集了十几个国家的军队组成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悍然入侵朝鲜，并无视我国的严正警告，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应朝鲜政府请求，毛主席、党中央果断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2军结束了在川东的剿匪任务，奉命于1951年3月入朝作战。首长率领35师先是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凭着刺刀、手榴弹、炸药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过硬的战术技术，重挫敌土耳其旅，歼灭美2师及法军、南朝鲜军各一部。后又担负金城以南地区防务一年，创造了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工事与敌人“挤阵地”的战法，先后与敌进行大小战斗421次，歼敌1.9万余人。1952年9月，36岁的首长在朝鲜前线被任命为12军副军长。10月14日，美军发起以夺取上甘岭地区、突破我五圣山防御、进而改变整个朝鲜战局为企图的“摊牌作战”，第一天就在我15军45师135团坚守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上倾泻了30余万发炮弹和500余枚炸弹。美军孤注一掷，我军英勇抗击，双方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紧急召见首长，告诉他：“15军的机动兵力已全部用上，但敌人的攻势仍未减弱。”“战斗将空前激烈，要准备像苏联卫国战争时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那样，一个战士，从开始打到结束时指挥一个连队作战。”决定成立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由首长统一指挥在上甘岭前线作战的12军、15军部队，坚决完成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兵团首长还与他研究了12军的兵力使用，除了已拉上去的31师外，还要将34师、35师的主力也全部拉上去，和敌人展开决战。受领任务后，针对15军部队在第一阶段作战中遇到的重重困难，首长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与参战的师、团领导研究出以分段接力运输解决弹药供应不上的问题，以团为单位建灶24小时不熄火蒸制包子馒头昼夜前送解决一线阵地吃不上饭的问题，以预备连队轮番前出作业解决挖掘坑道人手不足、进度不快的问题，以通信排跟随反击分队多拉电话线和重点部位配备报话机解决通信联络易中断的问题，以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配置解决一线兵员伤亡大的问题。首长指挥部队从11月1日接防，机智灵活，浴血奋战，反复争夺，击退敌人数百次猛烈进攻，在双方投入兵力超过10万、火力密度超过二战的激烈搏杀中，赢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于11月28日、12月15日将两个山头的阵地先后移交给15军部队。美军被歼2.5万余人，进一步暴露了纸老虎的原形。王近山司令员对首长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李德生打仗很硬，不怕苦，任务交给他，他就像老牛顶架，缩不回来。”
首长临危受命的情况并不止于在战场上。从朝鲜战场回国后，首长于1954年4月被任命为12军军长。他带着这支英雄部队，先后担负浙赣和苏北地区的防务。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派性、武斗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安徽两派群众组织围绕“夺权”发生严重冲突，武斗不断升级，“军管会”已控制不住局面。7月底，周总理派专机把首长接到北京，告诉他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毛主席决定派12军去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受领任务当晚，首长彻夜未眠，感到解决安徽“文革”中的问题，要比带兵打仗复杂得多，对部队、对个人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他反复理解周总理的指示，认为只要避开揪“走资派”和支持哪一派这两个问题，紧紧抓住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这一条，就能找到解决安徽问题的钥匙。经过深入学习领会中央指示精神，12军从上到下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从8月6日开始由苏北向安徽开进，迅速进驻各主要地市，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制止武斗工作。首长亲自来到刀枪林立的两派总部，分别召见其头头谈话做工作。由于12军对两派“一碗水端平”，严肃公正地处理了几起事件，终于在全省范围平息了武斗。在贯彻中央“九五”命令时，安徽头两天就收缴各种枪械近3万支、火炮290门和大量弹药与凶器。毛主席将新华社反映12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情况的《国内动态》批转全国。但是，形势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有反复的。1968年6月，轰动全国的芜湖事件爆发了，两派群众分别包围部队，抢夺枪支，重启武斗。有的甚至冲击电台，砸开监狱，放走犯人。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带工作组去做工作，闹事者根本不听劝阻，继续冲击部队。一周内，1300多名干部、战士被打，其中被打死1人，打伤200多人。芜湖驻军发来急电，请示处理办法。首长说，这是到安徽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一次事件。从事件性质来看，已经构成严重罪行，但参加的群众多达几千人，轻易定性，涉及面很广，会带来不良后果。为此，他决定先摸清情况，再冷静处理，亲自带领省革委会少数同志，包括进入“三结合”的两派头头，来到芜湖，分别去做各派的工作。面对一派组织头头提出的请李军长一个人前来接见他们的“强硬”要求，首长不顾战友们的劝阻，只身踩着从武斗据点楼上窗口放下来的竹梯“单刀赴会”，既严厉地批评教育，又真诚地指明出路，终于使这些迷途之人受到震撼，很快交出了武器。一次外出途中正好遇到武斗，首长否定了绕道走的意见，亲自站在敞篷车上举着喇叭做工作，感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两派都停止了武斗，围在首长汽车旁边听他讲话。12军未动一枪一弹，完全靠发扬光荣传统、大造革命舆论、做好思想工作解决芜湖武斗问题的经验，被毛主席批转全国。
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到中央工作之后。1968年10月，首长列席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当周总理宣布分组名单念到首长名字时，毛主席问：“哪个叫李德生？”首长站起来与主席对话。主席问了首长是哪个地方人，多大年纪，还说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问：“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你们是怎么搞的啊？”首长回答：“就是大造舆论。”这句话引起一片笑声，主席笑了之后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这实际上是毛主席对他的一次当面考察。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首长当选为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两个月后，周总理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去工作。尽管他一再提出自己长期在军队，经验不多，比较适合在下面工作，但还是坚决服从了中央的决定。到北京后，毛主席与他亲切谈话，指示他多读书，按照“三个三分之一”来安排学习、调研和工作时间，使他受到极大鼓舞和鞭策。初到中央工作，首长对上层的情况不那么了解。渐渐地他觉察到，事情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中央领层内部还是有差异、有矛盾的。参加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业务组的活动，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而参加由黄永胜任组长的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往往事先不知道议题，看不到文件，有些事情是林彪交待的，但又不具体传达他的意见，感觉他们对自己好像挺戒备的。后来才知道，开始军委办事组组成人员名单上并没有自己，是毛主席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任命首长为总政治部主任，在他来北京前中央政治局就讨论过，但直到1970年4月才公布。可见，对于毛主席这一“掺沙子”之举，林彪一伙开始是抵制的，当抵制不成时又拉拢。在首长的任职命令公布不久，林彪突然接见总政领导和二级部长，讲了一大通“突出政治”的话，并暗示首长当总政主任是他选的。林彪那时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首长对其很敬重，但当总政主任，毛主席、周总理早就同自己谈过，怎么成了他选的呢？这就引起首长对林彪一伙的警觉。1970年8月，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一伙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遭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双方展开了激烈较量。首长说，那时自己仿佛置身于三江交汇的激流之中，面临的不只是惊涛骇浪，还有暗礁险滩。他又一次临危受命，当面接受毛主席让他去北京军区当司令员的重托，在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中协助毛主席、周总理调兵遣将，坐镇空军，抓捕林彪余党，清查林彪罪行，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风范功勋垂万古，高山仰止记英名
在李德生首长身边担任秘书的两三年时间，是我一生当中成长进步的一个重要阶段。从老首长身上，我学到了终身受用的东西。他是我一辈子的榜样，也是我最好的老师。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首长在总结自己参加革命60年实践经验时，曾有四点回顾与思考，使我受益尤深。至今又有30年过去了，这四点在我心目中历久弥坚，常温常新。
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首长贯穿一生的基本信念。这个理想信念，从他参加革命起就开始确立，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强化，在领略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中不断加深。根据毛主席的意图和周总理的提议，首长在1973年8月30日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引起江青一伙的不满和嫉恨。原来，首长担任总政主任以来，不断排除来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持按照毛主席、周总理和叶帅的意图恢复已经被“砸烂”的总政机关，坚持大批解放部队老干部，坚持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和解放军报社建立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社长分工负责制，坚持军队的“批林批孔”运动以正面教育为主，这就得罪了江青。开始她表面上还表示热情，提出要到首长家里看看，被首长婉言谢绝。后来她又派人去看路，总理知道后对首长说，她是要你去看她，不要上她的当。随着八大司令对调，首长到沈阳军区工作，江青一伙趁机“放火烧荒”，诬蔑首长为“大军阀”。1974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上，江青一伙对首长等几位军区司令大肆围攻，摆出不整倒整垮决不收兵的架势。首长感到，自己的事情如果久拖不决，不利于维护毛主席的威望，也不利于保护生病住院的周总理和处境艰难的叶帅，还会牵连到下面的同志。于是，违心地作了“检查”，主动提出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的职务。后来，中央派人同他谈话，只同意他辞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正式发出文件，推倒江青一伙强加给首长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给他彻底平了反。首长联系自己的斗争经历，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斗争的方向和勇气都有了，什么样的敌人和困难都不在话下，什么样的个人得失都可以置之度外。当战士时，张国焘路线开除我党籍，我三过雪山草地，靠的是理想信念。当党中央副主席，江青点名批判我，我没有被压服，靠的还是理想信念。”首长一生艰苦奋斗，生活简朴。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收人财物，买东西都是花自己的钱。这与他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是分不开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首长奉行一生的宗旨和准则。首长认为，关心群众，依靠群众，在基层工作、在困难时期比较容易重视，在革命胜利之后、在高层领导岗位上就要有更强的自觉性。他的办法是经常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听听他们的意见，工作再忙也要坚持。这样，自己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比较正确，心里也踏实。刚到沈阳军区时，首长还是党中央副主席。但他没有一点架子，到军区机关几个家属大院挨门逐户走访，引起很大轰动。整个东北边防、海防的一线连队和哨所，他都至少走了一遍，还亲自登上高高的瞭望塔察看情况，慰问哨兵。一次他顶着寒风来到阿尔山下一个边防连队，得知十几公里外的一座山头上还有1名排长带领7名战士在单独执勤，一定要去看看。连长告诉他，那个地方叫“冻死人山”，现在大雪齐腰深，车辆无法通行。在首长一再坚持下，连队找来拖拉机推雪，首长带人跟在后面跋涉两个多小时，终于见到8名边防勇士。终年不见人来的官兵们一看到首长，个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通过实地调研，军区给边海防部队解决了大量困扰多年的实际问题。首长对地方的同志特别尊重，经常跟部队干部讲，我们搞军民关系，不是搞外交关系。外交要讲对等，内交不能讲对等。一个军部驻在生产队旁边，你军长、政委就要亲自去看望这个生产队的干部群众，不能让机关的参谋、干事去。他的这个思想在军区部队深入人心，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亲自去看望当地的领导和群众，地方同志对他的印象也特别深、特别好。过去东北的地方病很多，与当地的水土不好有关系。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设在沈阳，中央就让他兼任了组长，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我们去一个缺碘的病区搞调研，看到第一代病人是大脖子，第二代病人是呆小症，生产生活都很困难。他心情非常沉重，提出要帮助病区群众拔穷根，除病根。为了这个事，他亲自找胡耀邦总书记、李先念副总理汇报情况，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专门下拨经费改良水土，清除病源，大大缓解了患病群众的疾苦。现在，地方病基本上绝迹了。首长还兼任过东北电网领导小组组长。每年春节，除了部队官兵，他看望最多的就是坚守岗位的发电工人。大年三十，别人都在家里吃团圆饭，发电工人却在熊熊炉火前鼓风添煤，他的看望给了工人们很大的鼓舞。
团结更多的同志一道工作，是首长践行一生的制胜法宝。首长这一生，共过事的人成千上万，有在一起几年几十年的，也有几个月几天的。首长的记忆力特别强，对许多战友的姓名、籍贯、特点如数家珍。每当谈起他们，总感到很亲切，很眷恋。特别是那些牺牲的烈士，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首长想起他们就很难过，总是千方百计地打听他们有没有亲属和后人，力所能及地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首长常常分析部属的特点和个性、优点和缺点，正确地认识和使用他们，使每个人都能扬长避短，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放出异彩。首长常说，与人共事，首要的是发现和学习他们的长处和优点。对待别人的缺点，也要同他们的优点和长处联系起来看，这样才不会把人家的不足看偏了、看重了。别人犯了错误，首先是与人为善，既要严肃批评，更要历史地全面地看一个人。首长最厌恶从个人私利出发，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恶意整人。遇到这种场合，即使他不能改变局面，也绝不放弃原则，随波逐流。他认为，有意整人是品德问题。自己吃过挨整的苦，也深得团结人之益。同志之间要以诚相见，经常谈心，还要有必要的容忍。他善于把各种各样的人，知识分子、工农干部，新同志、老同志，都团结起来，认为这样革命的力量就大多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他在12军、沈阳军区工作时发现和培养了很多人才，在各条战线上创造了骄人的业绩。“海阔心无界，山高人为峰”，他是以宽广的胸怀、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对待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并且反对错了的人的。“文革”中“四人帮”对首长造谣污蔑，有些下属和同事对他也很不尊重，但他没有把恩怨记在个人头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人一度很紧张，但他没有打击报复，而是鼓励他们记取教训，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该使用的照样使用，有困难、有问题的及时帮助解决。他长期担任军事主官，办事雷厉风行，但很尊重别人的意见，从不飞扬跋扈，从不专权揽权，从不争功诿过，从不抢别人的风头。跟他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搭档过的有很多政委，我与其中一些当时健在的老同志多有接触，听到的反映都是“德生同志为人厚道，很好合作”。对并肩作战过的兄弟部队，首长也是如此。当秘书时，首长从未向我提及12军参加过上甘岭战役。1981年4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访问沈阳，我随首长陪同邓小平主席前往车站迎接。由于距离较近，我清晰地听见小平同志介绍首长时说了九个字：“上甘岭，秦基伟，李德生！”金日成同志点点头，用流利的汉语回答了四个字：“知道，知道！”秦基伟司令员是15军的老军长，过去我只知道上甘岭战役是他指挥15军打的。直到今天小平同志介绍，我才知道12军也在首长指挥下打过此仗，李德生在邓小平、金日成这两位伟人心目中同样是上甘岭战役的功臣。
用唯物论、辩证法分析处理问题，是首长坚持一生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首长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使自己终身受益。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是基本功。首长从打仗的时候开始，就把侦察敌情、勘察地形作为基本功做起，逐渐养成了遇事先搞调查研究的好习惯。他认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没有调查，就不要急于下结论、作决定，一定要沉得住气。在北京军区工作时，他对华北战区的地形作过仔细勘察，对各战略要地、关口要隘、山地平原如何设防，特别是如何抗击敌装甲集群、如何防空袭反空降，都有过郑重思考。抵达沈阳后，他不到一周就出发勘察战场去了，足迹遍布东北的山山水水。那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阵兵百万，时常把坦克开到国境线上，东北首当其冲，形势十分紧张。通过调查研究，他得出结论：东北战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大小兴安岭、长白山、辽西山地是东北腹地松辽平原的天然屏障。几个主要口子都较险要，依托这些口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加上东北物产资源丰富，工业交通发达，人民群众觉悟高，是打人民战争、打运动战的好战场。同时他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纵深工事不配套，机动兵力较少，部队中还有些和平麻痹思想。由于摸清了底数，他一连数年有针对性地抓战场和部队建设，使战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保卫祖国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长还有一个习惯，有些事情按照实际情况办理取得成功之后，还要继续调查研究。这样做，往往又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他指出，调查研究一定要讲辩证法。世上万事万物，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但错综复杂，而且依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就不能简单化，不能表面地、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这才能避免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可惜的是，搞唯心论、形而上学是一种习惯势力，而且是一种顽症，“文革”中又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搞调查研究，不作分析鉴别，人云亦云，甚至随意“发挥创造”，媚俗讨好，这就不仅仅是认识问题、水平问题，有的就是人品问题了。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很重要的，又是很困难的。只有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相结合，方能奏效。
人生犹一剧，落幕底方清。李德生首长以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书写了传奇般的人生。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虽然深陷危机却又不迷途知返，公然拉帮结派对我进行明火执仗的围堵和打压。国难思良将，板荡识诚臣。严峻的形势，艰巨的任务，神圣的使命，难得的机遇，呼唤着像李德生这样的新一代忠臣良将脱颖而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指挥下，披坚执锐，勇往直前，敢打胜仗，能打胜仗。“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中国楹联学会李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李杜文学网总编柏胜美对任海泉将军在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用十二个字作以精准高度评价：满篇拳拳之心 ，字字殷殷之情！
